欄目: 國學理論   作者:佚名   熱度:

    越是重要的歷史人物,他的接受史總是越豐富,頭緒紛繁,資料龐雜而且數(shù)量巨大,如果陷入其中,就難以自拔,容易作漫長的博而寡要的綜述。這時的救偏之策之一也許是在通觀全局之后,先就此中若干緊要的節(jié)點做出簡要說明,清理出線索來,然后再來細細理會。這里擬就中國文學史上的陶淵明(365-427)的接受史做一極簡的敘述。
    一
    偉大的詩人陶淵明生前并無盛名,有些知名度也不是因為他的詩文,而是因為他乃是當?shù)匾晃槐容^重要的隱士,是所謂“潯陽三隱”之一(另二位是劉遺民、周續(xù)之)。陶淵明死后,他年輕的朋友顏延之為之作《誄》,重在歌頌他的人格魅力,幾乎不談他的創(chuàng)作。沈約是首先為陶淵明立傳的人,看重的仍然在他的隱士身份,把他安排在《宋書》的《隱逸傳》之中;而在相當于《宋書》文苑傳之評論部分的《謝靈運傳論》中,雖然提到了當年相當一批作家,其中沒有陶淵明。唐初官方重修《晉書》,陶淵明仍然被安排在《隱逸傳》中。
    如何接受歷史人物最重要的是一個定位問題,把其人的塑像或牌位安頓在哪一種類型之中,乃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,只有先把人物所屬的類別弄恰當了,然后才能談到其他。
    陶淵明是一位半路出家的隱士。他本來是當官的,41歲那年斷然歸隱。對此沈約提出一個解釋,說他預(yù)感到東晉王朝將被手握重兵的權(quán)臣劉裕取代,而他的曾祖陶侃當過本朝的大司馬,所以他“恥復(fù)屈身后代,自高祖(劉裕)王業(yè)漸隆,不復(fù)肯仕”,于是拋棄彭澤令的官位,回鄉(xiāng)隱居。沈約這一大膽猜測后來產(chǎn)生了很大的影響。
    在南朝,較早重視陶淵明之文學創(chuàng)作的有作家鮑照和江淹,學者鐘嶸(466? -518?)和蕭統(tǒng)(501-531)則是里程碑式重要人物。
    鮑照模仿過“陶彭澤體”的詩;江淹在他的名作《擬古三十首》中有擬陶淵明的詩一首,寫得形神俱似,以至后來被編入了陶淵明的集子,很久以后才被發(fā)現(xiàn)并予以剔除。詩人的眼光多有高于史家者,他們的手段不是為前人立傳,而在用文學的手段顯示其人的風神。
    理論批評家鐘嶸《詩品》率先將陶淵明定位為詩人、才子(凡進入《詩品》的皆為才子),列入中品,評語是:
    其源出于應(yīng)璩,又協(xié)左思風力。文體省凈,殆無長語。篤意簡古,辭興婉愜。世嘆其質(zhì)直。至于“歡然酌春酒”“日暮天無云”,風華清靡,豈直為田間語耶? 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。
    這一段意見后來引起許多批評:陶詩“源出于應(yīng)璩”的結(jié)論很難理解;鐘嶸特別看好陶淵明那些“風華清靡”的詩句,應(yīng)當是受到他本人生活的齊梁時代詩風的影響,而這并非陶詩的主流,特別強調(diào)這一方面不符合陶淵明的本色;只把陶淵明安排進中品,更是大遭批評。有人甚至捏造說,在某一版本的《詩品》中陶淵明原是安排于上品的,后來卻誤入中品了。用這種異想天開的手段來訂正鐘嶸,簡直匪夷所思。
    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,比起過去那些根本無視詩人陶淵明存在的史家沈約、評論家劉勰(他的《文心雕龍》評及大批作家,竟沒有提到陶淵明)等人來,鐘嶸將陶淵明定位于詩人,見識已經(jīng)高出前人一頭,這一貢獻是很了不起的。“簡古”“婉愜”的評語也相當深刻到位,足供參考??次膶W批評家的水平如何,要同前人以及他同時代的人相比,不必用后人來比較。
    蕭統(tǒng)首先取陶淵明的文學文本為他編了一部集子,撰寫序言,為他立傳,又將他的作品選入《文選》(凡九篇),其選目很見水平。
    在陶淵明的接受史上,蕭統(tǒng)功勞極大。具有開創(chuàng)性的編輯家和自有眼光的選家就是批評家,關(guān)心文學接受史的后人絕對不能忽略編輯家和選家,當然,一般的并無獨立見解、只做一些編輯技術(shù)工作,或是把公認之佳作打成一包推出的平庸的選集的編者,在接受史上是可以置之不理的。
    蕭統(tǒng)《陶淵明集序》前半先用大量的篇幅歌頌陶淵明韜光遁世、不忮不求的高尚人格,后半談到他的詩文,提出了比較系統(tǒng)的見解:
    有疑陶淵明之詩篇篇有酒,吾觀其意不在酒,亦寄酒為跡也。其文章不群,詞采精拔,跌蕩昭章,獨起眾類,抑揚爽朗,莫之與京。橫素波而傍流,干青云而直上,語時事則指而可想,論懷抱則曠而且真。加以貞志不休,安道苦節(jié),不以躬耕為恥,不以無財為病,自非大賢篤志,與道汙隆,孰能如此者乎! 余愛嗜其文,不能釋手,尚想其德,恨不同時。故更加搜求,粗為區(qū)目。白璧微瑕者,惟在《閑情》一賦,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,卒無諷諫,何必搖其筆端,惜哉,亡是可也! 并粗點定其傳,編之于錄。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,馳競之情遣,鄙吝之意祛,貪夫可以廉,懦夫可以立,豈止仁義可蹈,爵祿可辭,不勞復(fù)傍游太華,遠求柱史,此亦有助于風教爾。
    蕭統(tǒng)其人正統(tǒng),為陶集寫的序中不免很有些以“風教”為重的氣息,他又指名批評《閑情賦》,認為大可不寫這種影響自己聲譽的東西,這些意見難免會引起后人的反感;但他對陶淵明作品的評價和頌揚,確有真知灼見。蕭統(tǒng)指出,陶淵明其人既是大賢,創(chuàng)作又非常之高明。“文章不群”的“文章”包括詩、賦、文(《文選》中也正是包括這幾大類作品),“不群”則是說陶淵明的水平超越流俗——這是比鐘嶸要高得多的評價,也是大有見識的。
    要之,陶淵明在南朝的接受有過三個階梯:沈約——潯陽著名隱士;鐘嶸——中等詩人才子;蕭統(tǒng)——一流賢人作家。不斷變遷升格,陶淵明的處境越來越接近后來的定評了。
    二
    陶淵明在唐朝的被接受較少亮點。唐詩中提到陶淵明的地方甚多,往往是就他的某一側(cè)面立言,或僅僅是用為典故,略一提到以為點綴而已。錢鍾書先生說:“余泛覽有唐一代詩家,初唐則王無功,道淵明處最多;喜其飲酒,與己有同好,非賞其詩也。爾后如王昌齡、高達夫、孟浩然、崔曙、張謂、李嘉祐、皇甫曾、嚴維、戴叔倫、戎昱、竇常、盧綸、李端、楊巨源、司空曙、顧非熊、邵謁、李頻、李群玉、盧肇、趙嘏、許渾、鄭谷、韋莊、張蠙、崔涂、崔道融、汪遵等,每賦重九、歸來、縣令、隱居諸題,偶用陶公故事。”(《談藝錄》)不過這些情況仍應(yīng)引起重視,因為這樣比較廣泛的被接受,表明陶淵明其人其詩在唐朝已經(jīng)廣為流傳。有了文集,很便于流傳,而《文選》在唐代的地位和影響更是如日中天。
    在陶淵明接受史上,宋朝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段。這時出現(xiàn)了多種陶集的刻本,又有帶注釋的本子,大大有助于陶淵明作品的進一步流傳,為陶淵明編年譜也開始有學者來做,許多著作對陶淵明作出評價。“淵明文名,至宋而極”(《談藝錄》),對陶淵明的研究也從此進入一個新階段。
    宋代有兩個人的意見特別重要,一是大文豪蘇軾(1037-1101),一是理學大宗師朱熹(1130-1200)。
    蘇軾極端欣賞陶淵明的詩,他曾說過:“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,方欲遣人求之,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。字大紙厚,甚可喜也。每體中不佳,輒取讀,不過一篇。惟恐讀盡后,無以自遣耳。”(《東坡題跋》卷一《書陶淵明羲農(nóng)去我久詩》)此言或不免夸張,而其熱愛陶淵明詩的感情則完全是真實的。
    蘇軾闡述陶淵明詩的妙處,有道是——
    陶淵明欲仕則仕,不以求之為嫌,欲隱則隱,不以去之為高。饑則扣門而乞食,飽則雞黍以延客。古今賢之,貴其真也。(《東坡題跋》卷三《書李簡夫詩集后》)
    吾于詩人無所甚好,獨好淵明之詩。淵明作詩不多,然其詩質(zhì)而實綺,癯而實腴,自曹、劉、鮑、謝、李、杜諸人皆莫及也。吾前后和其詩凡一百有九篇,至其得意,自謂不甚愧淵明。(《東坡續(xù)集》卷一《與蘇轍書》)。
    所貴乎枯淡者,謂其外枯而中膏,似淡而實美。淵明、子厚之流是也。(《東坡題跋》卷一《評韓柳詩》)
    東坡指出,陶淵明為人為詩都非常篤實樸素,作品少而精,外觀平淡干枯而內(nèi)里豐腴味美。這些確為陶淵明的高處,而前人未嘗說清楚的。蘇軾曾經(jīng)逐首追和陶淵明的詩(一百零九篇后尚有十五篇),他自己非常重視;他的弟弟蘇轍在他的影響下,也和了幾十首,并將這些和詩編輯為四集,又作《追和陶淵明詩引》,其中引用乃兄的來信,大力表彰陶淵明詩“質(zhì)而實綺,癯而實腴”的基本藝術(shù)特色,這八個大字后來常常被引用。
    蘇軾認為陶淵明的詩高于曹植、劉楨、鮑照、謝靈運、李白、杜甫,也就是高于建安、南朝和唐代的一切詩人,這就把陶淵明放到五言詩發(fā)展史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上去了。東坡一言九鼎,陶淵明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得以確立。
    東坡又曾以陶詩為例,具體分析淵明文學語言的妙處,惠洪《冷齋夜話》(卷一)載:“東坡嘗言,淵明詩初看若散緩,熟看有奇趣,如‘日暮巾柴車,路暗光已夕。歸人望煙火,稚子候簷隙。’(按此乃江淹模仿陶淵明詩作中的句子,當時尚不明真相)又曰‘采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。’又曰‘靄靄遠人村,依依墟里煙。犬吠深巷中,雞鳴桑樹顛。’大率才高意遠,則所寓得其妙,造語精到之至,遂能如此,似大匠運斤,不見斧鑿之痕。不知者困疲精力,至死不之悟,而俗人亦謂之佳。”像這樣具體深刻的分析,沒有創(chuàng)作經(jīng)驗的學究,是不容易說得如此透徹的。在文學接受史上,有見解的作家往往高于死啃書本的學究。
    朱熹既是理學的集大成者,又曾在陶淵明的家鄉(xiāng)(南宋時稱為南康軍)做過地方官,所以他特別強調(diào)陶淵明一生講究義利之辨,品德高尚,足以為地方以至全國之精神文明建設(shè)提供寶貴的營養(yǎng),他說:“晉、宋人物,雖曰尚清高,然個個要官職。這邊一面清談,那邊一面招權(quán)納貨。陶淵明真?zhèn)€能不要,此所以高于晉、宋人物。”(《朱子語類》卷三十四)他對于同陶淵明有關(guān)的物質(zhì)文化遺產(chǎn),如據(jù)說是陶淵明曾經(jīng)“醉臥其上”的所謂“醉石”以及他的故居遺址都非常注意保護和宣傳,又新建了紀念性的“歸去來館”。朱熹還在當?shù)貙W宮之東建立以陶淵明為首的“五賢祠”(另外四位是劉凝之父子、李公擇、陳了翁),其西則建濂溪周先生(理學先驅(qū)周敦頤)祠,以二程先生(程頤、程顥)配。經(jīng)過朱夫子的大力鼓吹,陶淵明幾乎已經(jīng)成為理學的先行者了。
    朱熹高度重視陶淵明的政治品德,強調(diào)他忠于君王、“不仕二姓”的高尚節(jié)操,竭力將陶淵明樹立為合乎此時規(guī)范的道德標兵。他的《向薌林文集后序》發(fā)揮了沈約最先提出的“恥復(fù)屈身后代”說,朱熹明確地寫道:
    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,恥復(fù)屈身后代,自劉裕篡奪勢成,遂不肯仕。雖其功名事業(yè),不少概見,而其高情逸想播于聲詩者,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。蓋古之君子,其于天命民彝、君臣父子大倫大法所在,惓惓如此,是以大者既立,而后節(jié)概之高、語言之妙,乃有可得而言者。
    這無非是把先前沈約的猜測加以確認,并進一步予以拔高。專制主義時代的“大倫大法”是理學家奉若神明的大原則,是絕對不允許動搖的。在朱熹之后,以“忠(忠于東晉)憤(憤恨宋文帝劉裕)”論陶成了陶淵明評論研究中的一個主旋律,稍后問世的代表理學家見解的湯漢《陶靖節(jié)先生詩注》就是陶詩“忠憤”說的一大策源地、根據(jù)地。(參見顧農(nóng)《陶詩“忠憤”說的策源地——讀湯漢〈陶靖節(jié)先生詩注〉》,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2022年第1期)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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