欄目: 國學理論   作者:佚名   熱度:


    理學的地位越來越高以后,朱熹論陶的觀點也日益深入人心,這對陶淵明作品的經(jīng)典化起了很不小的作用,同時也讓似是而非的“忠憤”說長期流行,至今仍然在發(fā)揮作用,妨礙人們正確地認識陶淵明。
    朱熹直截了當?shù)匕烟諟Y明取得很高文學成就的主要原因歸結(jié)他為他是東晉王朝的忠臣,品德極其高尚。有德者必有言,原是儒家的一個基本觀點(《論語·憲問篇》:“有德者必有言,有言者不必有德。”),到朱熹這里,更以陶淵明作為一個因有德而有言的光輝典型。
    在理學家當中,朱熹是文學修養(yǎng)最高的,他自己的詩也寫得很有水平,所以他對陶淵明的文學成就也確有深入的體會,例如他說:“淵明詩平淡出于自然。后人學他平淡,便相去遠矣。”他又看出陶詩中也有豪放的成分,“但豪放得來不覺耳。其露出本相者是《詠荊軻》一篇,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。”(《朱子語類》卷一百四十)。這就揭示了陶淵明其人其詩的某種復雜性,這是很有眼光的。朱熹同完全干巴巴的理學家還是很有點不同。
    在宋元明清幾朝,對陶淵明著作的注釋、分析、研究一直沒有停止,出現(xiàn)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成果,但涉及接受史全局的大格局沒有多少變化,這種情形要到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以后才發(fā)生顯著的變遷。
    三
    “五四”以后關于陶淵明接受的材料極多,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(1873-1929)和魯迅(1881-1936)的有關論述。
    梁啟超關于陶淵明的高論,集中地見他的《陶淵明》(商務印書館1923年版)一書。書中提出的陶淵明享年56歲說,一度很有影響,引發(fā)了重新研究陶淵明生平的熱潮,不無積極意義;但他的56歲說是站不住腳的。梁啟超重要的貢獻在于他明確批評了一向流行的“忠憤”說,指出陶淵明歸隱的原因“只是看不過當日仕途的渾濁,不屑與那些熱官為伍,倒不在乎劉裕的王業(yè)隆與不隆”。“當時士大夫浮華奔競,廉恥掃地,是淵明最痛心的事。他縱然沒有力量易風移俗,起碼也不肯同流合污,把自己的人格喪掉。這是淵明棄官最主要的動機……若說所爭在什么姓司馬的姓劉的,未免把他看小了。”陶淵明“忠憤”說至今不衰,由此即可見梁啟超學術思想的深刻和超前。
    中古的改朝換代大抵采用禪讓的模式,既然是“堯舜禪讓”而非“湯武革命”,那么臣民就無須始終不渝地效忠于前一個王朝,而可以很順當?shù)嘏c時俱進。趙宋以后形勢不同了,國力較弱,時時感受到外敵的壓力,于是特別強調(diào)“忠君”,歷史須古為今用,于是古代的高人也必須首先在這一方面做出榜樣。當年以“忠憤”論陶詩是可以理解的,時至今日仍然有些學者把“忠憤”當作陶淵明的本質(zhì)優(yōu)點,似屬食古不化,更加是未免把陶淵明看小了。
    魯迅論陶的意見散見于他的雜文隨筆之中,缺少系統(tǒng)集中的說明,但由于他的深刻和尖銳,也由于他在思想文化界崇高的地位,他的意見影響非常大,至今時時被學者引用,例如下列三則論斷,就給人很多教益:
    陶潛之在晉末,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,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。但他沒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,于是便博得“田園詩人”的名稱。但《陶集》里有《述酒》一篇,是說當時政治的。這樣看來,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,不過他的態(tài)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,不至于招人注意罷了。還有一個原因,先已說過,是習慣。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,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,而且漢魏晉相沿,時代不遠,變遷極多,既經(jīng)見慣,就沒有大感觸,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,是當然的。例如看北朝的墓志,官位升進,往往詳細寫著,再仔細一看,他是已經(jīng)經(jīng)歷過兩三個朝代了,但當時似乎并不為奇。(《而已集·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》)
    凡是有名的隱士,他總是已經(jīng)有了“優(yōu)哉游哉,聊以卒歲”的幸福的。倘不然,朝砍柴,晝耕田,晚澆菜,夜織屨,又那有吸煙品茗,吟詩作文的閑暇? 陶淵明先生是我們中國赫赫有名的大隱,一名“田園詩人”,自然,他并不辦期刊,也趕不上吃“庚款”,然而他有奴子,漢晉時候的奴子,是不但侍候主人,并且給主人種地,營商的,正是生財器具。所以雖是淵明先生,也還略略有些生財之道在,要不然,他老人家不但沒有酒喝,而且沒有飯吃,早已在東籬旁邊餓死了。(《且介亭雜文二集·隱士》)
    被選家錄取了《歸去來辭》和《桃花源記》,被論客稱賞著“采菊東籬下,悠然見南山”的陶潛先生,在后人的心目中,實在飄逸得太久了,但在全集里,他卻有時很摩登,“愿在絲而為履,附素足以周旋,悲行止之有節(jié),空委棄于床前”,竟想搖身一變,化為“阿呀呀,我的愛人呀”的鞋子,雖然后來自說因為“止于禮義”,未能進攻到底,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,究竟是大膽的。就是詩,除論客所佩服的“悠然見南山”之外,也還有“精衛(wèi)銜微木,將以填滄海,形天舞干戚,猛志固常在”之類的“金剛怒目”式,在證明著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飄飄然。這“猛志固常在”和“悠然見南山”的是一個人,倘有取舍,即非全人,再加抑揚,更離真實。(《且介亭雜文二集·〈題未定草〉六至九》)
    第一段實際上否定了“忠憤”說,第二段從經(jīng)濟基礎的角度論陶,第三段指出陶淵明作品的復雜性,皆為發(fā)人深思的不刊之論。(參見顧農(nóng)《魯迅論陶淵明及其方法論啟示》,《上海魯迅研究》總第84輯,2019年第3輯)
    四
    總起來看,在陶淵明接受史上,鐘嶸、蕭統(tǒng)、蘇軾、朱熹、梁啟超、魯迅是六位最重要的大人物。在一般意義上做過若干學術工作的專家自然也各有其貢獻。能夠改變接受史格局的總歸是少數(shù)大師,我們當不了大師,但應當高度重視他們的工作和結(jié)論,作為我們從事具體學術操作重要的指導和參考。(作者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)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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